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自传

序言
第一章　有安全感的世界
第二章　上个世纪的学校
第三章　春情萌动的岁月
第四章　人生大学
第五章　巴黎，永远年轻的城市
第六章　艰难玉成
第七章　欧洲外面的世界
第八章　欧洲的光明和黑暗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
第十章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第十一章　在欧洲的心脏
第十二章　重回祖国奥地利
第十三章　又回到世界上
第十四章　夕阳西下 

　第一章　有安全感的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投入这大千世界，
　　无数波涛从四周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歌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这是一句极具概括性的话。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让人感到一切都会持续下去。对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每一项权利，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议会都予以确认并用文字进行了详尽的表述。奥地利克朗是闪亮的硬金币，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永久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他被赋予怎样的权利，什么能干或什么不能干，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地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确知哪一年能晋级、哪一年可以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开支，知道一家人可花多少膳宿费，度假娱乐可以支出多少；此外还必须仔细留出一小笔钱，以备生病时支付医生的账单和用于意外的需求。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安全的避难所，不动产和商铺都是世代相传的。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为他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他未来生活的“准备金”。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地掌控在年迈的皇帝之手。谁都知道，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继位。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都不会改变。谁都不会想到会有战争、革命或暴乱。在那样一个理性的时代，激进的事情、暴力的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安全感是千百万人朝思暮想的，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世界里，生活才有意义，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期盼着共享这种难得的安全感。最初只有那些富有的人为自己遇上国泰民安的时代而庆幸，但是渐渐地广大民众也有了同样的感觉。充满安全感的世纪造就了保险业的繁荣兴旺。人们为房屋投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田产买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自己买了意外和疾病保险，为安度晚年购买了终生养老金，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她将来的嫁妆。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补偿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并预先存入一笔丧葬基金用于身后之事。只有对未来无牵无挂的人才能尽情享受当时的安宁。
　　尽管对生活的态度是勤勉与谦恭的，但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令人感动的信念中，却包含着一种严峻而又危险的傲慢。在自由的理想主义观念中，人们真诚地相信十九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康庄大道迈向最美好的世界。从前那些充满战争、饥荒和动乱的时代，是令人嗤之以鼻的稚嫩和无知的时代。而现在，人们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将一切罪恶和暴力消灭得无影无踪，这种“进步”是持续发展的势不可当的，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信仰。人们相信这种“进步”甚于相信《圣经》，因为这种信念正在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奇迹所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的末期，普遍的进步变得愈发鲜明、快捷。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再是昏黄的油灯，而是明亮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溢彩流光。人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乘坐的车辆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的汽车，伊卡洛斯在天空飞翔的美梦已经成为现实。不仅达官显贵之家生活得安逸舒适，中产家庭亦是如此。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也不再那么费力地生火取暖。讲究卫生已取代肮脏不堪。健身风行起来，人们变得越发英俊、健壮。瘸腿的、残疾的、甲状腺肿大的人在街上已很罕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归功于科学——这个进步的天使。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年复一年，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新权利，司法愈发仁慈，就连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似乎有了解决之道。愈来愈多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者争取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条件。难怪，这个世纪为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认为每一个过去的十年都是下一个更美好的十年的序曲。如果欧洲各族人民之间爆发战争，那就是蒙昧的退化，就像女巫和幽灵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祖先深信容忍与和睦是可靠的有约束性的力量。他们虔诚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人性与慈爱中消融，和平与安宁——最宝贵的财富，也必将被全人类所共享。
　　今天，我们这些人认为“安全”就等同于幻想，因而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我们有理由嘲笑被理想主义蒙蔽了双眼的上一代人，因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天真地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与人类的道德发展是同步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我们等待着未来比过去还会更糟糕，我们对人的道德进化的可能性大为怀疑。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性，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是何等脆弱，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力量撕得四分五裂。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没有正义、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感的世界。长久以来，为了生存，我们拒绝了父辈们所坚持的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使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之后，惊魂不定的我们认为，父辈们鲁莽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旧可笑的。然而，尽管那只是我们父辈追求的幻想，却是美丽而又高尚的，比今天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更仁慈博爱，更卓有成效。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还为那种幻想留有一席之地，虽然我对之早已完全绝望。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经历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无法忘却的。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喧嚣的是怎样的声音，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忘却我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的灵魂被扭曲，心灵也饱受创伤，我们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期待那曾经照耀过我童年时代的星光，并且用不息的信念来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终将成为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短暂的停顿。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摧毁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有安全感的世界无非是一座梦幻的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宫殿里，就好像住在一幢坚固的石头房子里一样。既没有暴雨也没有狂风闯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当时拥有一种抵御时代风雨的特殊手段：他们是富人，他们逐渐变得有钱，甚至很富有，这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维护一个牢固的家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的“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范，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杰出的贡献，而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被连根拔起，离乡背井，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宁静和舒适的生活，是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生活着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的家庭。
　　我的父亲祖籍摩拉维亚。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犹太人和当地的农民以及小市民和睦相处。他们既没有自卑的情绪，也没有加利西亚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急躁。得益于乡村生活，他们身体强健，步伐敏捷有力。他们早就不再信仰正统的宗教，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支持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非凡的速度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成功和时代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家庭的转变就十分有代表性。我的祖父是手工纺织品经销商。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繁荣起来。相比较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而言，由于使用合理，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生产的纺织品的价格则极为低廉，是犹太人凭借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国际化的视野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匆匆建立了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简陋的工厂，那些工厂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强有力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祖父是一个经营成品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的事业却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的一家小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的悉心经营，已渐渐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
　　尽管当时经济形势非常乐观，我父亲仍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方式扩大经营，这也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经营方式。再者，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稳重而又知足常乐的性格。他牢记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资本而“稳扎稳打”（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的巨资企业更为重要。在他毕生中，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他讨厌任何投机买卖，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也不干。他也从不参与别人的生意。他越来越富有，这并不是因为我父亲敢于冒险或深谋远虑，而恰恰因为他谨小慎微，以及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原则：只用收入的极小部分来消费，而把其余的收入投入生产。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挥霍掉，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有安全感的时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他视为一个不靠谱的二流子。其实，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工业的巨额收益中多征税，而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的利息很高。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这种致富的方式，在那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保守而又安全的。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像以后的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勤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老实本分的人获利最多。我父亲由于遵守了他那个时代的流行的致富方法，因而在他五十岁时，即使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算得上是一位大富豪了。但是，尽管我们的财产不断增加，我们在生活上却依然节省简朴。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居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头一次体验了一回豪华生活：冬天和我母亲乘车去尼斯度假。总的说来，生活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克勤克俭，而不是浮夸炫富。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也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这种适度的、谨慎而又节制的生活方式。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有文化、有品味——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漂亮，会说法语和英语——但他却坚决拒绝任何的荣誉和职位；在他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份，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经常被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祈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部的认可都显得更为重要。
　　儿子在某个方面继承父亲的性格是难以避免的。我父亲热衷的深居简出、默默无闻的生活的个性，现在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尽管这和我的职业极不相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职业要求我要有知名度，需要时常出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我也一直拒绝任何外在的荣誉。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诡计和逃避才能自由生活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智慧先驱歌德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免遭压迫”的世界里，我的这种隐士般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陈旧老套。不过，既然这种自豪感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并且是我无法抗拒的，那么我也就不想反对，因为心灵的自由——也许是我今天唯一的财产——这应该归功于我的父亲。
　　我母亲婚前姓布雷陶厄尔，她的娘家是一个与我父亲家迥异的国际化的大家族；她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孩提时代就熟练地掌握了两种语言——意大利语与法语。我母亲并不是意大利人，只是我的外祖父有意要向国际化发展。布雷陶厄尔家族最初开设的是银行，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迁徙到世界各地。一些人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定居意大利，一个舅舅移民纽约；这种国际化的联系使他们更加优雅得体，视野更为开阔，也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家族自豪感。这个家族没有小商人、经纪人，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等。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团结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个家族就会为她准备好丰厚的嫁妆，目的仅仅是防止她屈就一个门槛低的婆家。尽管我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工业家，我母亲也认为父亲是她的如意郎君，但她却坚持父亲家的亲戚与她娘家的亲戚不能并驾齐驱。这种出身于“上流”家庭的自豪感在所有布雷陶厄尔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多年以后当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为了表示对我的特别的友善时，曾高傲地这样说：“你是真正的布雷陶厄尔家的传人啊。”他的这句话无异是说：生于我们这样的豪门之家，你可够幸运的。
　　很多犹太家庭都有这种妄自尊大的贵族自豪感，从童年时代，我和我哥哥就一会儿觉着他们有趣，一会儿又讨厌他们。他们把人分为不同阶层的议论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这在我们看来是极其可笑和势利的，因为原本他们都来自同一居住区，犹太人之间出现的贫富差异也只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在我们男孩子看来完全是滑稽可笑与假模假式的“上流”家庭的观念却是犹太人生命中最深沉和最隐秘的情感。人们一般都认为追求荣华富贵是犹太人唯一的特有的生活目标。然而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成为一个有钱人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是在知识阶层，达到更高的文化地位。在集中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精神追求高于物质追求的意愿，表现得非常明确。在犹太人看来，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要比有钱人的地位高一千倍；富豪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知识精英为妻，而不愿让她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的推崇，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堕落、令人反感、行事吝啬、出卖灵魂、只会经商的人，而是争取在视金钱如粪土的知识阶层占有一席之地——从瓦格纳的角度来讲——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诅咒中救赎出来。他们都被一种潜意识的欲望所驱使，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利欲熏心的犹太人的形象，这也正是他们所渴望的，通过进入知识阶层，而获得更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人性。就像以前只注重追逐物质利益时一样，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涌入知识阶层，又给犹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难以摆脱的命运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一样钟情于文化生活。更确切地说，几个世纪以来，奥地利既无政治野心，也没有成功的军事行动，国家的自豪感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奥地利是文化的熔炉——将差异巨大的文化熔合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也是这座“音乐之城”最令人瞩目的天赋。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的、国际化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
　　这种博采众长的艺术，从这座城市的外貌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这座城市已成为一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其奢华程度和多元性足以配得上大都会的称号，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失去自然的特色。维也纳的北部是绵延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南面是幽深的山谷和宽广的平原，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波光粼粼的多瑙河缓缓流经此地。人们无法辨别哪里是城市，哪里是自然：因为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市中心，古老的宫殿诉说着逝去的历史，灯火通明的商店、灿烂夺目的街道则极具现代气息。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对粗鄙的物质生活进行最美好、最娇柔和最巧妙的装饰吗？珍馐美味，在维也纳是低水平的享乐，而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追求温文尔雅的风度仪表，才是人们注重培养的一种特殊艺术。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读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国会的骂战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其在公众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别的城市简直无法想象。因为皇家剧院，即维也纳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舞台，而是反映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是对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的反映，是具有尊贵情调的“宫廷侍臣”。剧院不仅仅是娱乐的场所，而是能够生动形象地教人正确发音、培养典雅气质的导师。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富豪不会有什么回头率，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却会被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认出。一切政治事件与著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相比也黯然无光。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是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一夜成名，从此可以终生享有荣华富贵。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都会间接触及到每一个人，甚至会影响到与之毫无联系的人。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时，维也纳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神情悲怆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拥上了舞台，为的是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因为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演出过；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微小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在维也纳，每当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被拆除时，我们就会有失魂落魄的感觉。
　　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迷恋不已。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是一个阶层分明而又和睦相处的城市。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相逢，在盛大的节日庆典，譬如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三十万市民阶层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欢呼喝彩。在维也纳，纵使出殡，也令人瞩目，任何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声势浩大的葬礼，一个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不容错过的盛大的演出。
　　维也纳人对戏剧的狂热有时达到荒诞的程度，令人好笑。和雄心勃勃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对政治的怠惰，我们经济的落后，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分享乐。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度追求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与众不同——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有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举世无双的鉴赏力；得益于这种鉴赏力，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出类拔萃的水平。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怎么样，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维也纳人从空气中都能获得节奏感似的。一个对艺术毫无感觉，也不会享受艺术的人在维也纳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环境和人民，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渴望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息、保障、友谊，这就促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在维也纳，犹太人遇到了保护维也纳文化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的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不再关注艺术。就连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已得不到他们的丝毫资助。而让犹太市民阶层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文化的荣耀和声名时站在了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融入到这座城市，但是他们觉得只有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能使他们无愧于做维也纳的居民，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思路灵活，不拘泥于传统，成了新事物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革新也得益于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持之以恒的高涨的热情，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被世界人民称颂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推动、喂养，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蜚声国内外，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革新了传统的华尔兹和轻歌剧。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使维也纳文学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之乡再度在全世界声名鹊起。弗洛伊德和其他的科学巨匠使早就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再度闻名遐迩——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不容置疑地享有崇高的地位。维也纳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一切的拘束和偏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维也纳更容易成为一名欧洲人。
　　在古老的维也纳，人们无牵无挂地轻松愉快地生活着，而北边的德国人却气愤而鄙视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我们这些邻居既不“能干”，也不愿意维护严谨的秩序，只愿意享受生活、享受美味，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除此之外，还创造出了美妙绝伦的音乐。同样的，维也纳人也不喜欢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痛苦和不安，不喜欢德国人要超越别人的贪婪的欲望。在维也纳，他们喜欢漫不经心地聊天，乐于和睦共处，自由自在的轻松的气氛让每一个人毫无妒意地与人相处。“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格言，在我看来，它至今比一切绝对的原则都更富有人性，而这一原则在当时被所有社会阶层认可、遵守。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有时也会互相嘲讽，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没有可怕的仇恨。仇恨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脉中的。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丝毫的压制和侮辱。在当年的报纸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还没有成为焦点，这种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隔绝。那时候，在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个人的自由是理所应当的。当时，宽容并不被人们轻视为软弱和无能，而被尊崇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出生和受教育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苦难的世纪。它是一个秩序井然、循规蹈矩、阶层分明、从容淡定的世界。人们生活得相当舒服惬意。当我今天想努力回忆起我童年时的成年人的形象时，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他们步履从容，谈吐优雅。从我能记事起，我就未曾见过父亲急忙忙地上下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惊慌失措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因为在那个凭借无数的保障措施而固若金汤的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突发事件根本不会发生。对他们而言，报纸上的战事报道就像体育报道一样无关紧要。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安闲宁静的时代，国家没有惊天动地的变化，货币也不会突然贬值。所以，当我今天偶然读到从前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人心的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乎其微的问题就争论不休时，或者回想起青年时代，尽管讨论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却激动不已时，我就喜不自胜。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多么幸运，他们平静、顺利和安稳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即使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嫉妒他们。他们多么幸福啊，因为对人间的苦难、对命运的无常和神秘力量一无所知。而令人忧虑的危机与问题离他们何等遥远，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沉浸在安宁、舒适和富有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变得剑拔弩张和沉重不堪，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是生活的常态；在他们令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天色微明之际，都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毁灭。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他们也不可能想到人性是多么邪恶，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要有多么的强大才能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我们这些人，被生活急流所驱赶，由于失去了生活的根基而被随意地撕扯，常常不得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们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是神秘力量的忠实的仆人。对我们而言，安逸已成为传说，安全已成为童年的梦想，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恐惧。我们生命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与时代和历史分享苦难与欢乐，这已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琐碎的生活圈子，而老一辈的人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生活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的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胜过我们最智慧的祖先千万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此付出了完全与明确的代价。